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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1日至14日,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安徽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来自中国杜甫研究会、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西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山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和安徽大学等单位的八十余名海内外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杜甫研究会秘书长刘锋焘主持,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怀东、安徽大学党委书记李仁群、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张忠纲先后致辞。李仁群书记代表学校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重点介绍了安徽大学办学历史与特色,特别是安徽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发展定位和路径,期待海内外专家关心、支持安徽大学的建设,特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吴怀东在致辞中指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缅怀一千年前悲天悯人的诗人杜甫,研究“集大成”经典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感受杜甫地负海涵的深刻与深情,弘扬“诗圣”精神,意义十分重大。会议期间进行了中国杜甫研究会换届。会议闭幕式由吴怀东主持,新当选的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刘明华作了简短致辞。

本次会议的研究和讨论集中体现了近年来杜甫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杜诗本位研究的继续深化。在诗体与诗法研究方面:莫砺锋(南京大学)阐述杜甫在排律题材、主题上的开创性,认为杜甫是排律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高峰;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杜甫吴体诗已不属于拗体七律,而是新创的新式七言古体诗;赵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析杜甫歌行体咏物诗体物细致和议论鲜明的特点;郝若辰(清华大学)讨论杜甫七律的新创作范式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吴淑玲(河北大学)认为杜甫乐府诗拥有诗史传统审美和后史诗性审美的全部特征。在文本细读与艺术分析方面:蒋寅(华南师范大学)通过成都时期一组病树诗阐述杜甫对社会问题和个人命运的深刻思考,揭示杜甫晚年思想的重要变化;查屏球(复旦大学)剖析杜甫安史之乱中的行迹与心路历程,从中挖掘诗史的意义;聂济冬(山东大学)认为杜甫引《易》入诗兼有彰显才学、比兴寄托的色彩;路成文(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花底》诗所咏为牡丹,并进一步考订其系年。此外,陈冠明(鲁东大学)分析《全唐诗词语通释》中的杜诗词语,骆晓倩(西南大学)探讨杜甫诗的长题和题序,而宋恪震(郑州大学)就《蜀相》、陈岸峰(香港大学)就《秋兴》、王朝华(闽南师范大学)就《垂老别》、王辉斌(湖北文理学院)就杜甫节气节俗诗,皆通过精细解读得出新创之见。

第二是杜诗文献的多元化考察。在杜诗文献整理方面:张忠纲(山东大学)介绍《杜甫全集校注》的编纂始末、主要成就和社会反响;刘明华(西南大学)总结主持修纂《杜甫资料全编》的心得体会,并在版本体例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李俊(人民文学出版社)分析《杜甫诗选注》早期校样上萧涤非、戴鸿森的往来批注,揭示作者与编辑互动情况;李霜琴(安徽大学)介绍黄生《杜诗说》的整理情况。在杜诗文献的“二重证据”研究方面:胡可先(浙江大学)利用新出墓志全面发掘杜甫与韦氏家族的关系,推测李杜优劣公案可追溯到杜甫与韦迢的交谊;王伟(陕西师范大学)利用新出文献重新解读杜甫与何邕的交游,并对二人交往诗提出新解;赵望秦(陕西师范大学)利用新资料考订杜诗中的“韩十四”即韩洄;郭海文(陕西师范大学)通过临川公主墓志等材料深入挖掘杜甫母系家族事迹。文献辨伪方面:简锦松(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中山大学)通过“唐诗现地研究法”深入分析同谷县的盆地特征及杜甫有关诗作,认为“同谷七歌”均系伪作;陶成涛(西北大学)认为《杜鹃行》本司空曙所作,于宋人搜集杜甫逸诗之际混入杜集;唐宸(安徽大学)通过版本考辨认定元人范梈批选李杜诗均系伪作。文献考订方面:孙微(山东大学)推陈出新地考证出杜甫之子宗武的事迹;蔡锦芳(上海大学)通过考察“交辟”的涵义和一些诗作案例,对严武表荐杜甫二职的时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是杜甫研究的多维度拓展。陈尚君(复旦大学)在发言中强调,杜甫研究不能局限于文学层面,要进行文史哲多方面的研究,这才能打开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杜甫与地域文化方面:张忠纲(山东大学)发布当年随萧涤非先生考察杜甫行踪遗迹时撰写的珍贵日记和为左汉林《朝圣:重走杜甫之路》所作序文,引起与会学者热议;张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刘锋焘(陕西师范大学)共同探讨杜诗对长安文化的多维透视;聂大受(天水师范学院)关注杜甫的陇右行吟与地域文化价值;左汉林(中央财经大学)实地考察杜甫由陇入蜀遗迹并撰写了详实的考察记;曾绍皇(湖南师范大学)对《凿石浦志》这部杜甫湖湘诗地域研究的重要史料进行介绍;陈道贵(安徽大学)考辨杜诗中“京邑”、“黑水”、“信州”等地名并得出新解。此外,胡永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阐述杜甫家族从勇力、儒学兴宗到以文传家的变革发展,曾晓云(九江学院)考辨杜闲卒年与杜甫婚姻,周睿(西南大学)审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杜甫形象,鲜于煌(重庆师范大学)和陈杨(衡阳师范学院)分别探讨杜甫的经济意识和居室美学思想,而赵瑞(上海师范大学)、刘重喜(南京大学)、綦维(山东大学)则分别对唐宋杜甫书法史、苏轼书翰杜诗和元代杜甫题材题画诗展开研究。

第四是杜诗学研究的多层面展开。首先是传统杜诗学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张忠纲(山东大学)分析李贺学杜及其影响,认为李贺学杜是由于自身诗歌创新求奇、自成一家,因此他学杜而能变杜,将杜诗奇险的一面发展到极端;欧丽娟(台湾大学)分析“极玄”的诗学内涵并确立杜甫与极玄诗学的关系;吴怀东(安徽大学)还原中晚唐时期的学术思想和诗歌创作背景,讨论“诗史”含义由叙个人之事转变为叙时代之史的关键情节,清理其中思想立场和诗学观念,从而呈现杜诗经典化过程的复杂面向;汪欣欣、杨海龙分别就元明杜律选评本的沿袭现象和清代集杜诗的整体面貌进行探讨。其次是从经典形成的角度进行杜诗学研究:丁放(安徽大学)认为李、杜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有不同的体现,最终在明代唐诗选本中正式完成;赵天一(西南大学)以交往诗为中心分析杜甫及其诗歌的当世影响;张慧玲(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在杜诗学语境下研究明代诗学中“大家”这一重要命题;查金萍(合肥学院)考察“韩杜”并提的发展历程、内涵演变及其学术史意义。最后是杜诗学研究向现当代和域外延伸:周兴陆(复旦大学)认为在上世纪前叶的中国战乱中不同政治势力持有不同的战争观,并影响到他们各自对杜诗“非战”的阐释;孔令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订民国文学史中的杜诗评论;郝润华(西北大学)考察二十世纪以来杜诗选本及其选录情况,并与日本学者选录视角进行比较;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和程瑜(西南大学)关注中外学人对杜诗的负面评价;沈文凡(吉林大学)、赵睿才(山东大学)、杨理论(西南大学)和李寅生(广西大学)分别对沈文凡的《杜甫韵文的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法国程抱一的《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日本大典禅师的《杜律发挥》和日本下定雅弘、松原朗的《杜甫全诗译注》进行专文介绍。此外,郝敬(安徽大学)校正赵次公注杜所引小说文献,刘一(安徽大学)分析虞山二冯以“沈宋为正始,老杜为变格”的诗学取向,王燕飞(西华大学)和周金标(淮阴师范学院)分别讨论单复、朱鹤龄的杜诗学成就,占如默(西南大学)、黄一玫(浙江大学)和束莉(安徽大学)各自研究严首升、王士祯和吕碧城的杜诗接受,而方盛良(安徽大学)则对吴闿生《古今诗范》选批杜诗的特色及意义展开探讨。

大会委托浙江大学胡可先作学术总结,他指出:以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和谢思炜《杜甫集校注》等大规模、高质量著作的问世为标志,当前的杜甫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新局面和新起点上召开本次会议,意义重大,开拓良多。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杜甫研究在理论体系建构和学理提升上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杜诗的体式艺术、杜甫的日常生活等问题也都值得学者们展开进一步研究。(唐宸、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