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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归档)王多治先生走了,走得突然,走得寂寞。先生近些年来体弱多病,平时在安大老校区深居简出,但因就住在我家隔壁楼层,故隔三差五还能见上一面,聊上一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他仍然事事关心。他说起话来中气仍然很足,嗓门仍然不小,说到激动之处,仍免不了要慷慨激昂一番,仿佛回到了年轻时诗人的王多治,大学讲坛上的王多治。但他毕竟已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每次看到“老愤青”气喘吁吁,步履蹒跚的样子,心中不免怆然。最后一次见面大概是在今年五月份,我问他身体状况如何,他还是用那句话作答:“苟延残喘”。我心想,人到了这个年龄,都是在“苟延残喘”,像先生这种精气神,再苟延残喘个五年、十年应该是没多大问题。没想到,我六月份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七月初归来后就惊闻先生已经撒手人寰。先生长期独自一人生活。我常觉得他一个人太寂寞了,生活太艰难了。他淡然一笑,说他早已习惯了。他说自己日常生活很简单,很清淡,有书为伴,有时还有朋友和学生来聊聊,倒也不太寂寞。至于自己最后的归宿,他有一次倒是和我说过,打算委托曾当过他学生的九华山佛学院的藏学法师给他在山上找一间房子,在那里与清风明月为伴,了此残生。先生始终是个有着浪漫情怀的诗人。先生不仅生前寂寞,去世后也很寂寞。没有讣告,没开追悼会,只有一个没有告知外人、范围很小、人数很少、没有哀乐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是向他的一位学生打听后,才得以最后送别他的。 据说这一切都是多治先生临终自己交待的,这倒符合他的与世无争、低调超脱的性格,但是我从感情上却总是接受不了。因为于我而言,我失去了一位在安大能够无话不说、惺惺相惜的忘年交。我与先生相识、相交已有三十余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安徽大学中文系供职,首先慕名登门拜访的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沈敏特,另一位就是先生。他们两人的大名我进校前就有所闻,一是他们有学问,有才华,二是他们个性张扬,思想开放。在高校里,有学问、才华的人我倒不乏见到,但个性张扬、思想开放的人,却属难得,是我仰慕的对象。那几年,我几乎每周都要到先生家坐坐,侃大山。其时正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文学界最活跃时期,气象万千,激流涌动,激情燃烧。我刚从学校毕业,青春年华,踌躇满志;先生也正当盛年,精力旺盛,思想活跃。所以,我们常常促膝长谈。有时候,正逢吃午饭时,我也不客气,就在他家撮一顿。先生自己不喝酒,但却将家里的好酒拿出来,放在我面前,要我自己喝两杯。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继续指点江山、愤世嫉俗,无话不谈,十分默契。先生思想敏锐,知识广博,谈锋敏捷,声音抑扬顿挫,于我来说,每一次这样的在先生家的交谈都是一次精神上的享受。听说先生上课时很有风采,很吸引学生,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但应该所言不虚。先生不止一次地和我说过,身为高校教师,一定要站好三尺讲台,这是安身立命之本。先生在大学执教达近半个世纪,晚年最感欣慰的事就是他有众多喜爱他上课的学生。当然,熟悉王多治先生的人首先想到的他曾经是一位诗人,而且在诗坛小有名气。山清水秀、地杰人灵的皖南故乡赋予了他诗的灵感,饱读文学经典培育了他诗的文化底蕴,刚正不阿、不平则鸣的性格则点燃了他诗的激情。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大学期间就以“治芳”的笔名发表诗,其中有两首还被《中国文学》的英文版译介到海外,那个年代的年轻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中当有不少是他的诗歌读者。(安徽大学中文系的两任系主任陶新民教授有一次和我说,他在上中学时就读过治芳的诗,还抄在本子上。)毕业后先生留校任教,工作需要他以教学和研究为主业。这样,他的诗写得少了,诗歌研究和评论文章写得多了。他从学理和文学史的视角专题探究过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诗体特征、结构艺术、诗美、性灵等等;他写得更多的是关于当代诗人和诗歌创作的评论,闻名全国的安徽诸多诗人,如公刘、严阵、张万舒、刘祖慈、梁小斌等,他都评论过。他在2012年出版的《诗苑撷英》一书中称他们为“江淮的缪斯”。先生的诗歌创作实践,对他的诗论大有裨益。正如苏中先生在给他的《诗人与诗》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他把写诗和探究诗艺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他谈诗、评诗时能够牢牢把握诗的内部规律,无论是宏观性的诗论,或是微观式的一家一作之赏析,他都是就诗的特点(诗歌本体的特殊性)来谈诗,绝少有在诗的外部绕圈子的现象。”先生这种先创作、后研究,或边创作边研究的经历和我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所以,我将先生视为知音,经常和他交流创作和研究相得益彰的体会以及相互矛盾冲突、在高校里不为人理解认同的困惑。新世纪伊始,已过天命之年的我终于想再圆青年时代的作家梦,开始准备写长篇小说《大学囚徒》。我的这个念头是第一个告诉先生的,得到他的鼓舞,小说写了两章后,心里没有底,送给先生看,得到他的首肯,说像小说,同时也提了一些行家的意见,鼓励我写下去。小说出版后,开了个研讨会,先生抱病参加,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这些事一想起来,就使我心存感激。然而,先生最吸引我的还不是他写的诗,而是他保持终生的诗人气质和文人情怀。这些年,我看到了许多文与人不统一的作家、诗人、学者 ,治芳先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稍有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性情中人,是个活得真实的人。大学是个追名逐利之处,先生却是一股清流。 身在高校,虽然要比政府机关要自由宽松,但学术体制的规范约束也很多,教学和科研,都被纳入到评职称、报项目、评奖等功利性的目标上,这一切都与经济利益挂钩,很少有人能够超脱。先生却在最大程度上努力摆脱这一切的束缚。他曾宣告:“除职称外凡是需要申请才能得到的东西我一概不要。”他也读书做学问,但是为了自娱自乐,所以能跳出专业的藩篱,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写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他的读书面很广,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再加上他记忆力极好,上课时常常引经据典,出口成章,直抒胸臆,激情洋溢,绝无某些教师长期教书形成的照本宣科、枯燥平淡的匠气,深受学生喜爱。先生最看重的也是自己的教师身份。这年头,高校不少教授在校内外都拥有各种身份、头衔,依先生的名气和他的资源(先生的一些同学和学生在政府部门和文化领导部门都位居显耀)他本来也可以给自己头上戴一些光环的,但是他不仅拒绝了许多邀请,后来甚至连校内外有关会议都懒得参加,更不想借此和所谓圈子里的人拉关系。反之,他心口如一,口无遮拦,在这些场合常常忍不住对那些文坛和学界的追名逐利、哗众取宠、攀龙附凤之徒冷嘲热讽,为此他也得罪人。当然,他有时候也不乏自嘲精神,说自己说到底,还是依附于体制 ,“著书只为稻粮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