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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归档)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追忆王文彬先生黄书泉大约十多天前,我清晨在校园散步,碰见也正在晨练的文彬先生。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彼此问候之后,我们还就健康问题交流了看法。看得出文彬先生对此颇有心得,也很有信心。万万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他竟撒手人寰,真是造化弄人,命运无情。文彬先生长我十岁,是我的学长、校友。他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比他晚两届,我们所学专业不同,但是先后共同就读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都有过一段西子湖畔美好的求学生涯。所以,当我后他几年也来到安徽大学中文系,虽然不在一个教研室,但彼此接触、来往较多。在文彬先生当系函授办主任时,我陪他到淮南、三河去招生。这两处是我的故乡和求学地,人脉较广,那几天顿顿有人招待,文彬先生虽然不胜酒量,但谈吐通达,举止得体,颇赢得地方人士的好评。他为人真诚、厚道,对学生和年轻老师充满关爱之心,对我这位学弟尤为关照。特别是在他担任分管教学的系副主任期间,在本科教学上对我更加严格要求,也更加循循善诱,使我获益匪浅。他力促我编写的骨干课程教材《文学批评新论》早日获得了出版,此书出版后获校内优秀教材二等奖。他多次帮我化解当时我和教研室某人的矛盾。而当后来我也转到现当代教研室后,我们彼此之间接触、交流就更多了。我和文彬先生的学术志向、兴趣、研究方向乃至性格、生活方式都有很大不同。但我们彼此尊重对方,理解对方。他是甘于书斋寂寞的学者型的教授,几十年心无旁骛,致力于戴望舒研究,终成这方面在全国有影响的专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受他的研究生导师影响(王文彬的第一部著作《戴望舒评传》就是和他的导师、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郑择魁合著的。)更主要的是他的性情所致。我常常自叹缺少文彬先生的那份定力和心气,所以学问文章都做得很杂。但文彬先生有时候在我面前也感叹自己的研究领域“格局太小”、“视野太窄”。实际上,在我与文彬先生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感:他决不是一个学究式的学人,他的内心感情是很丰富的、复杂的,心气是很高的。他虽然研究的领域不宽,但人并不封闭、保守,反之,却充满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社会关怀。他经常和我谈论海德格尔,谈论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并要他的研究生去阅读这些书籍;谈及当下社会的腐败和大学的弊端,他有时甚至比我还慷慨激昂;我的长篇小说《大学囚徒》出版后,他很关注,读完后打电话和我交流意见。他长期致力于研究戴望舒,也不仅仅是出于做学问的需要,而是一种精神情感的寄托与倾诉,是穿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在那本可作为文彬先生多年研究戴望舒标志性成果的著作《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的“后记”中,他夫子自道:我开始研究戴望舒时,年龄比他小,现在我的年龄已超过了诗人当时生活的年龄。近20年来,由于自己阅历的增加,尝受到人生中的种种失望、委屈,乃至屈辱和磨难的一面,经历了自我疗伤过程,出现过过执著追求和平静宽容的心境,对于命运和生命也有了新的体认,因此,在周而复始地阅读诗人的作品、探究他生平若干事件底奥时,对于诗人的理解和阐释自然更深入了一层,也仿佛感悟到开放的历史与自己隐然相通。“一枝一叶总关情”。由是,文彬先生对戴望舒的生平轶事也很感兴趣,90年代还写过一本通俗性的小书《戴望舒与穆丽娟的爱情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我还在《新安晚报》上撰文为之介绍。孔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王文彬先生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底色都是书生本色,君子风度。斯人已逝,音容常在。往事历历,不胜感慨。文彬先生一路走好!&